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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羽“身死东城”说

时间:2011-05-10 09:09来源:本站原创 作者:admin

 

刘云鹤

     提要:本文据西汉司马迁《史记》中的《项羽本纪》、《高祖本纪》、《灌婴列传》、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及有关“注”中涉及项羽之死的多处文字,进行比对、印证,论证了《项羽本纪》结尾处司马迁所作的项羽“身死东城”的结论。认为其中的“乌江亭长舣船待”及项羽与之对话的一段文字,是项羽彼时彼地心理状态的描写。这是司马迁笔下的史学与文学尚未严格分界的时代局限所致。指出历代读史和“注”史之人都孤立地将之看作“实写”而予以“坐实”。事实上秦代乌江亭在历阳县境(今安徽和县城北四十华里),东城县城(今安徽定远县东南)距乌江亭远达二百华里。“卒困”于东城的项羽无论如何是“不得脱”而至乌江的。其讹传始自晋,唐、宋、元使之定型化。致使以讹传讹、信以传信。本文旨在还原历史真实面目。

关键词:东城   讹传    乌江

 

千百年来无数著名地理书及社会传闻的项羽“死于乌江”说,一直讹传至今。1985213日《光明日报》发表署名许正山的《项羽究竟死于何地?》文章,

对之提出质疑,认为项羽是死于“东城”而非“乌江”。随后多家报刊予以转载。2007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华文史论丛》,发表当代著名学者冯其庸的《项羽不死于乌江考》、《千百年来一座有名无实的九头山》两篇论文。进一步阐述了“项羽是死于东城而不死于乌江”的看法。然而,由于千百年来讹传的项羽“死于乌江”说,在人们的心目中根深蒂固,在当今学术界和社会上得以澄清,仍尚待时日。故就此继续深入探讨,是项羽文化研究中的不可廻避的重要议题之一。

 

一、“身死东城”证词凿凿

《项羽本纪》结尾处:“太史公曰……自矜功伐,奋其私智而不师古,谓霸王之业,欲以力征经营天下,五年卒亡其国,身死东城,尚不觉悟而不自责,过矣”。《史记正义》在“五年卒亡其国”句注:“五年,谓高帝元年至五年,杀项羽东城。”(《史记》卷七,页339,中华书局,1959年。)以上史料业已明确指出项羽“身死东城”。

项羽败退的路线,《项羽本纪》:“项王军壁垓下,兵少食尽,汉军及诸侯兵围之数重。……于是项王乃上马骑,麾下壮士骑从者八百余人,直夜溃围南出,驰走。平明,汉军乃觉之,令骑将灌婴以五千骑追之。项王渡淮,骑能属者百余人耳。项王至阴陵,迷失道,问一田父,田父绐曰‘左’。左,乃陷大泽中。以故汉追及之,项王乃复引兵而东,至东城,乃有二十八骑。汉骑追者数千人。项王自度不得脱。谓其骑曰:‘……今卒困于此,此天之亡我,非战之罪也。今日固决死,愿为诸君快战。……’……汉军围之数重。……项王乃驰,复斩汉一都尉,杀数十百人,复聚其骑,亡其两骑耳。”

以上记述可知:项羽兵困垓下,(今安徽灵璧县东南沱河北岸即单圩乡老庄胡村),率骑兵八百余人,于午夜突围南逃。汉军于次日拂晓才发觉,汉骑将灌婴率五千骑兵追杀。项羽历九十多华里至淮河古渡口“渡淮”,跟随项羽的骑兵仅剩下“百余人”,渡淮至南岸钟离(今安徽凤阳县东北二十华里有霸王城遗址)。又向钟离西南奔七十华里“至阴陵”(今安徽定远县靠山乡古城村),迷失道陷大泽中,此时汉军已追尾,于是项羽“引兵而东”于阴陵东南不远处被汉军追上厮杀(今有“刘会桥”遗址即当时“刘项会兵”处)。项羽且战且退,又经九十华里“至东城”(今安徽定远县大桥乡三官集或朱马乡),跟随项羽的骑兵仅剩余“二十八骑”。而“汉骑追者数千人”。项羽“卒困于此”,“自度不得脱”,乃“决死”、“快战”,又“亡其两骑”。至此仅剩下二十六骑了。后及两侧有众多汉骑追围。项羽及极少骑从者人饥马乏,前距乌江还有二百华里,在此情势下,项羽从东城脱身逃至乌江,实际上是不可能的。“身死东城”是必然的结局。

汉骑追杀项羽为首的将领是灌婴。《史记·樊郦滕灌列传》(下文简称《灌婴列传》):“项籍败垓下去也,婴以御史大夫受诏将车骑别追项籍至东城,破之。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,皆赐爵列侯。降左右司马各一人,卒万二千人,尽得其军将吏。下东城、历阳,渡江,………”其中所言“追项籍至东城,破之。所将卒五人共斩项籍”,点明了项羽是在“东城”被“五人共斩”的,亦印证《项羽本纪》结尾处司马迁所作的项羽“身死东城”的结论。

灌婴在追杀项羽于东城的战斗中,功劳最大,故《灌婴列传》:“汉王立为皇帝,赐益婴邑三千户,”而《灌婴列传》所言“共斩”项羽的五人“皆赐爵列侯”,在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中得到印证:“涅阳(吕胜)……以郎将击斩项羽,侯,千五百户,比杜衍侯。”;“中水(吕马童)……以司马击龙且,(后)[]共斩项羽,侯,千五百户。”;“杜衍(王翳)……从灌婴共斩项羽,侯,千七百户。”;“赤泉(杨喜)……从灌婴共斩项羽,侯,千九百户。”;“吴房(杨武)……以都尉斩项羽,有功,侯,七百户。”除以上五人“赐爵列侯”外,在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中,还有追杀项羽有功而封侯的二人:“魏其(周定)……迁为郎中骑将,破籍东城,侯,千户。”;“高陵(王周)……以都尉破田横、龙且,追籍至东城,以将军击布,九百户。”《灌婴列传》所记又在《高祖本纪》中得到印证:“五年,高祖与诸侯兵共击楚军,与项羽决胜垓下。……(项羽)大败垓下。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,以为汉尽得楚地。项羽乃败而走,是以兵大败。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,斩首八万,遂略定楚地。”

以《项羽本纪》结合《灌婴列传》对照《高祖本纪》,可以看出,项羽从“垓下”率“骑从者八百余人”突围先行,十万计步兵尾随其后,经汉军一路追杀,至“身死东城,”追随项羽的骑兵和步兵,死亡八万,降者一万二千,包括左右司马各一人,项羽及全军覆没。在此前提下,汉军“下东城、历阳。渡江,……”,“遂略定楚地。”

以上《史记》中多处记载项羽“身死东城”,相互印证,言之凿凿。足以说明项羽“身死东城”而不“死于乌江”。这,就是历史的真实。

 

二 、“乌江亭”不在东城县境

秦置历阳县、东城县,二县南北比邻,城址之间相距今二百多华里。乌江亭位于今安徽和县城北四十华里的乌江镇。西汉,在东城县与历阳县之间增置全椒县(今安徽全椒县)。乌江亭距历阳县城址很近,显然不可能在全椒县境,更不可能在东城县境。西晋太康六年(285年),秦汉时的乌江亭址置为乌江县。西晋永兴元年(304年)置历阳郡辖历阳县、乌江县。唐《括地志》:“即和州乌江县是也。”唐《元和郡县图志》、宋《太平寰宇记》均把“乌江亭”和“东城”合为一地,讹误为“汉东城县地”。持项羽“死于乌江”说者据此而认为:“身死东城”就是“身死乌江。”人为地把“乌江亭”逾越全椒县境而“坐落”于东城县境。

 

三、“乌江亭长舣船待”及项羽与之的对话是“心理描写”

《项羽本纪》在记载项羽于东城“决死”、“快战”、“亡其两骑”之后,接着写“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。乌江亭长舣船待,谓项王曰:‘江东虽小,地方千里,众数十万人,亦足王也。愿大王急渡。今独臣有船,汉军至,无以渡。’项王笑曰:‘天之亡我,我何渡为!且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,今无一人还,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,我何面目见之?纵彼不言,籍独不愧于心乎?’乃谓亭长曰:‘吾知公长者。吾骑……不忍杀之,以赐公。’”这段文字第一句是写项羽“欲东渡乌江”,“欲”就是“想”。而随即第二句就超越时空已至乌江边与亭长对话,却言“天之亡我,我何渡为!”与第一句相抵捂。既“想”东渡而又“我何渡为”?“天之亡我,非战之罪”此语在“卒困”东城“自度不得脱”“决死”“快战”之时,项羽对其部下已连说两次了,加之此次又言,如何解读?在与亭长对话之后,接着写“乃令骑皆下马步行,持短兵接战。独籍所杀汉军数百人。项王身亦被十余创。顾见汉骑司马吕马童,……乃自刎而死。”其“下马步行,持短兵接战”的地点,是“东城”还是“乌江”?又作如何解读?

《史记》是我国最早的通史,开创了纪传体史书的形式。语言丰富生动,文采焕然。特别是众多的人物传记,形象鲜明,性格丰满,情节跌宕有致,故事有戏剧性,并富于抒情色彩,实为历史与文学相结合的典范。也可以看作是杰出的古代传记文学作品和古代散文经典。鲁迅先生赞为“史家之绝唱,无韵之离骚。”但司马迁《史记》的部分内容及书写,也受后世读史之人的批评。特别是对项羽、刘邦及其同时代人之言谈行事的描述,司马迁几乎表现为自己是当时“在场”的人。其笔下“主观”描述让人怀疑司马迁有失史家客观立场。其批评亦不无道理。当然,从总体上看司马迁仍不失史家风范。

司马迁笔下的项羽实际上是司马迁心目中的项羽,其笔下的“乌江亭长”和“田父”这样的小人物,无论是相信其为特定的人或怀疑其存在,都是对司马迁本意的误解。他们只是秦汉之际无数百姓中对项羽的感情与态度的代表。“天下匈匈数岁”,“徒苦天下之民父子”,司马迁不过是借着他们在文中的“存在”,而揭示无数百姓对项羽所表达出的“期望”和“失望”的两种类型罢了。

基于如上认识,《项羽本纪》所记:项羽“卒困于此(东城)”,“今日固决死”,在此生死存亡的关头,项羽“欲东渡乌江”以图卷土重来,是自然而然的。鉴于项羽起兵反秦在吴中的巨大影响力,象“乌江亭长”这类众多的小人物是会继续追随他的。但三年灭秦之后,楚汉“久相持未决,丁壮苦军旅,老弱罢转漕”,“籍与江东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,今无一人还,纵江东父兄怜而王我,我何面目见之?纵彼不言,籍独不愧于心乎?”这是项羽彼时彼地的矛盾心理:既想渡江东山再起,却又无颜见江东父老。文中三次重复“天之亡我”,说明“卒困”于东城的项羽,精神上已瓦解,认为无力回天了,依项羽的性格,他宁愿以死谢天下苍生,而不愿个人苟且偷生。所以,自“欲东渡乌江”起,一直到“不忍杀之,以赐公”这一段文字,全部是项羽的“欲”,并非真到了乌江,且与亭长对话。司马迁对项羽这种心理状态的描写,符合项羽的性格和心理状态。当然,带有作者的主观意向性。这里实际上是“虚写”。由此,则项羽“令骑皆下马步行,持短兵接战”以致“自刎而死”的地点,就无疑问地是在“东城”,而并不是“乌江”。

当然,依今人的眼光看,写史是不应当夹有文学手法“心理描写”的。但在二千年前的司马迁的笔下,史学与文学尚未严格分界,这是时代局限使然。这也就是人们所批评的,司马迁《史记》中带有“主观描述”的成份。历史与文学的结合,既是所长,也是所短。既然如此,我们只有将之解读为“虚写”,才能顺理成章。反之,如仍将之看成“实写”,则“欲东渡乌江”与“我何渡为”这一段相互抵捂之处就难圆其说。且《史记》中多处言之凿凿并相互印证的“身死东城”句,又当作何解读?一段“虚写”的“莫须有”的“乌江亭长舣船待”的文字,能抹煞掉《史记》中多处印证的“身死东城”的史实吗?

 

四、项羽“死于乌江”说系讹传

项羽“死于乌江”说源于《项羽本纪》中的“于是项王乃欲东渡乌江。乌江亭长舣船待”句所产生的歧义。历代读史和“注”史之人,都将之看作“实写”而予以“坐实”,忽略其“抵捂”处,且未深入与《史记》中其他涉及项羽之死的文字进行比对。在此情势下,项羽“死于乌江”说必然以讹传讹至今。

晋代虞溥尝注春秋经传,所撰《江表传》(已佚,后人对其残存文字曾予辑录)中的“项羽败至乌江”句,是现存最早的对《史记》讹误的文字。《项羽本纪》中只有“项羽至阴陵……复引兵而东,至东城”,其后再无“至”字。虞溥把项羽败至“东城”的地点,一下子推至二百华里之外的“乌江”,此后的史书陈陈相困。

唐太宗贞观年间魏王李泰为首编撰的唐代总志《括地志》,转引晋代虞溥《江表传》中“项羽败至乌江”句。又云:“乌江亭即和州乌江县是也,”认为唐代的乌江县就是“乌江亭长舣船以待项羽”之处。

唐玄宗开元年间张守节所撰《史记正义》中,一方面在《项羽本纪》“太史公曰……五年卒亡其国”句下注:“杀项羽东城。”另一方面又在《项羽本纪》“期山东为三处”句下复转引《括地志》所引《江表传》中句,注:“项羽败至乌江,汉兵追羽至此”。既然项羽在东城被“杀”,怎么又“项羽败至乌江”?自相矛盾。

唐宪宗元和年间李吉甫所撰《元和郡县图志》:“东城县故城,在县东南五十里。项羽自阴陵至此,尚有二十八骑,南走至乌江亭。灌婴等追羽,杨喜斩羽于东城,即此地也。”把“东城”与“乌江亭”合为一,所谓“斩羽于东城”就是“斩羽于乌江”。

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乐史所撰北宋地理总志《太平寰宇记》:“历阳县,本汉旧县也。”“全椒县,本汉旧县。”“定远县,本汉东城县地。……废东城,汉县故城,项羽自阴陵至此。又南走乌江亭,杨喜等斩羽于此。在县东南。” “乌江县,本秦乌江亭,汉东城县地。项羽败于垓下,东走至乌江,亭长舣船待羽处也。”此四处记载,在承认历阳县、全椒县、定远县(“本汉东城县地”)都“本汉旧县”的同时,却又说:“秦乌江亭,汉东城县地。”忽视乌江亭的“坐标”是在历阳县城附近,忽视介于历阳县与东城县之间的全椒县,重蹈唐《元和郡县图志》的覆辙,又把“东城”与“乌江亭”合一。南辕北辙,不能自圆其说。这些,都是晋代虞溥《江表传》中“项羽败至乌江”句的讹传相因所致。

至元代中期,经戏剧家金仁杰所编杂剧《萧何月夜追韩信》的渲染,所谓:“行至乌江,无处投奔,来叫渔公。”,“说道渡人不渡马,他待渡马时便不说渡人……急不得已,羞扯龙泉自去刎。”云云,绘声绘色,推波助澜,更将项羽“死于乌江说定型化而深入人心。戏剧的传媒作用,在时空上的影响久且广,从以讹传讹乃至信以传信了。

传统习惯势力是非常顽固的。要纠正千百年来被误传的史实,需史学界专家学者和广大文史工作者,共同探讨,甚至争论,集思广益,去伪存真,认同史实,取得共识。故抛砖以引玉。

 

 

(作者:山东烟台大学文经学院客座教授、

  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江苏宿迁市历史文化研究会副会长、

      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原县级《宿迁市志》主编、编审)

(责任编辑:民间艺术网2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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